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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“养、套、杀”布局，当中国VCD产业正如烈火烹油般迅猛发展，甚至开始向技术更为迭代的DVD转型之际，潜伏在暗处的国外猎手们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獠牙。

　　1999年，正当中国万千家庭沉浸在“家庭影院”带来的视听盛宴中时，由日立、松下、三菱等六大国际巨头集结而成的“6C联盟”，向中国企业发出了一张冰冷的“通牒”。

　　他们并未在终端市场上与你进行价格肉搏，也未在销售渠道上与你争夺铺货率，而是直接祭出了降维打击的终极武器——专利费。

　　彼时，一台出口海外的国产DVD，售价仅为30多美元，利润薄如蝉翼，但“6C联盟”却狮子大开口，强硬要求每台机器缴纳约20美元的专利费。

　　祸不单行，随后飞利浦、索尼等另外3家巨头组成的“3C联盟”，以及杜比实验室等也闻腥而动，纷纷赶来分一杯羹。最终核算下来，一台中国制造的DVD，所需缴纳的各类专利费竟然高达21.3美元（折合当时人民币约200元）。

　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辛辛苦苦建厂房、招工人、搞组装、跑销售，忙碌一整年，最终不仅颗粒无收，反而还要倒贴钱供养外国人。

　　倘若你不交这笔钱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深渊，海关扣货、跨国诉讼、天价罚款……一系列组合重拳打得中国企业毫无招架之力。

　　直到那一刻，中国的企业主们才如梦方醒：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“世界工厂”，在掌握核心技术的巨头眼中，不过是给他们打工的免费劳动力罢了。

　　望着那一船船被迫滞留在港口无法通关的货物，无数企业主欲哭无泪，这根本不是商业竞争，这是赤裸裸的掠夺。

　　曾经喧嚣一时的百亿蓝海，瞬间染成了尸横遍野的红海，上百亿的行业利润，就这样通过一纸专利授权书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国外巨头的腰包。

　　那些曾经在央视标王争夺战中挥金如土的国产品牌，在专利的大棒挥舞下，要么破产倒闭，要么沦为国外品牌的代工附庸。

　　这场战役，中国企业输得一败涂地，它用最惨痛的方式警示我们：没有核心技术支撑的繁荣，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，一个浪头打来，便荡然无存。

　　然而，在外国人举起屠刀之前，我们自己就已经把身子骨搞垮了，这场败局的伏笔，早在1993年就已经悄然埋下。

　　那一年，安徽工程师姜万勐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会上，敏锐地捕捉到了MPEG解压缩技术的巨大潜力，他灵光一闪：“如果把这个芯片和廉价的CD结合，不就能造出便宜好用的播放机吗？”

　　回国后，他立即拉来美籍华人孙燕生，筹集了1700万美元资金，成立了万燕公司，世界上第一台VCD，就这样在中国合肥的一间厂房里横空出世。

　　这本该是一个像索尼、苹果那样伟大的商业传奇的辉煌开端，万燕VCD一经推出，瞬间引爆了整个市场。首批1000台样机，虽然售价高达4000元，却依然被狂热的消费者抢购一空。

　　老百姓为了能在家看电影、唱卡拉OK，不惜通宵达旦地排队。那是属于万燕的高光时刻，它独占了100%的市场份额，但悲剧，也紧随其后如影随形。

　　姜万勐是一位卓越的发明家，却并非一位成熟的商业战略家，万燕将所有的资金都倾注在了研发和市场教育上，却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：第一，未申请核心专利保护；第二，未建立有效的技术壁垒。

　　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，这种行为无异于稚子抱金过闹市，于是，嗅觉灵敏的投机者们蜂拥而至。他们不需要搞艰苦的研发，只需要买一台万燕VCD回来，找个老师傅拆解研究几天，就能依葫芦画瓢地组装出来。

　　一时间，广东、江苏等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成百上千家VCD工厂。爱多、新科、步步高……这些后来的家电巨头，纷纷杀入战局。

　　他们手里挥舞的并非技术蓝图，而是价格屠刀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，为了抢夺市场份额，VCD的价格从3000多元一路杀跌到800元，市场上甚至出现了300元的劣质机。

　　为了打响品牌知名度，央视的黄金时段成了他们的角斗场。1998年，全行业的广告投入高达惊人的30亿元，新闻联播后的标版广告，几乎被VCD企业包圆了，而成龙那句“爱多VCD，好功夫”，更是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
　　在这场疯狂的内卷中，作为开创者的万燕，因为前期研发投入过大，资金链断裂，根本无力参与这种烧钱游戏。短短三年时间，万燕的市场份额从100%暴跌到了2%，最终，这位行业的“教父”，凄凉地破产离场，悲壮地变成了“先烈”。

　　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无序的内耗，彻底耗尽了中国企业的元气，大家都在忙着打价格战、忙着请明星代言、忙着铺设渠道，却鲜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深耕研发。

　　所有人都沉浸在“组装致富”的快感中，拿着国外的芯片，套个国产的壳子，就以为自己拥有了世界，这种短视，让整个中国VCD产业在面对后来外国巨头的专利围剿时，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。

　　倘若当初万燕能申请专利保护？倘若后来的企业能拿出一半的广告费去研发核心芯片？可惜，历史从来没有如果。

　　透过VCD产业的兴衰史，我们窥见的是中国制造业早期最尴尬的“无芯之痛”，为何我们明明发明了VCD，却无法守住胜利的果实？归根结底，在于我们仅仅完成了“应用层”的创新，却缺失了对“底层技术”的掌控权。

　　VCD的心脏——解码芯片和激光头，始终牢牢掌握在索尼、飞利浦、C-Cube等外国公司手中，我们引以为傲的“中国创造”，本质上只是一个巧妙的“方案整合商”。这就好比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，房子盖得再漂亮、再高大，地基的主人只要动一动念头，楼宇顷刻间便会崩塌。

　　这种“贸工技”的发展路线，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帮助我们迅速积累了原始财富。但它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：我们习惯了赚快钱，习惯了拿来主义，却丧失了啃硬骨头的勇气和耐力。

　　你看隔壁的华为，为何在美国举国之力的打压下依然能挺直腰杆？因为任正非早在二十年前就预见到了今日的困局，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搞出自己的海思芯片和鸿蒙系统。

　　你看现在的比亚迪，为何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对外资品牌实现反超？因为王传福坚持了二十年的垂直整合，连一颗螺丝钉的技术都要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　　而当年的VCD企业们，却沉迷于赚取组装费的微薄利润，在虚假繁荣中迷失了方向。当DVD时代来临，索尼和松下拿出了早已布局好的专利池，中国企业才惊觉自己不仅要交钱，连核心零部件都被人卡住了脖子。

　　没有核心技术，定价权就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，你卖得再多，也不过是在帮别人打工。这场30年前的商战，就是给中国企业上的最昂贵、最深刻的一课。

　　它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诫我们：商业竞争的尽头，是技术主权的博弈，靠营销和低价换来的市场，终究是昙花一现；唯有掌握核心科技，才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丛林中，真正站稳脚跟。

　　VCD的往事已随风而去，但它留下的警钟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回响，如今，面对新一轮的科技封锁和贸易壁垒，我们更应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。

　　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，坚持长期主义的投入，中国制造才能真正蜕变为中国创造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尊严从来不是靠求来的，而是靠实力打出来的。